□记者 王岩頔/文  刘聪聪/摄

核心提示：日前，“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在展出的众多文物中，一种与唐三彩十分相似的三彩器格外引人注目，这种三彩器被命名为辽三彩，被认为是辽代人通过学习唐三彩的烧制技艺创造而来。1000多年前的辽金两朝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学习、吸纳，“学唐比宋”正是今人对当时辽金文化的生动比喻，而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不断证实并反映出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北同风、多民族共生发展的壮丽画面。

学习唐人技艺创造辽代三彩陶器

众所周知，唐三彩是唐代灿烂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随着唐王朝的覆灭唐三彩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现代考古发现中，一种与唐三彩极为相近的辽代器物不断被发现，并被命名为辽三彩。这两种都有着“三彩”名字的器物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唐朝末期，契丹人就已经在唐朝的东北部边疆区域生活，并逐渐浸染中原文化。由此，中原技艺和草原文化传统逐渐相互融合，带有浓郁唐代风格的三彩器从而诞生。辽三彩于何时烧造暂无证据，但在考古发现中，有确切年代的是辽穆宗时期（951年——969年）已有三彩陶器。

辽三彩与唐三彩一样，并不算真正的瓷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认为，瓷器的烧造温度要达到1300℃以上，而陶器只要800℃至900℃就可以了，辽三彩是一种陶器，也叫低温铅釉陶器。辽三彩的主要色调是绿、黄、白三色，兼有黑釉、紫釉、红釉、酱釉等色彩。从颜色看，辽三彩与唐三彩最大的区别是：辽三彩以“绿黄白”三色中的“绿”为主，没有蓝色；唐三彩的主要釉色是“蓝黄白”，其中以“蓝”为主。而辽三彩与唐三彩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均为三种颜色为主色的器物。

辽阳的冮官屯窑是辽代东京道一处烧制辽三彩等低温彩釉陶制品的重要窑厂。辽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受唐三彩影响而创烧。虽然整体质量不如唐三彩，但辽三彩富于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冮官屯窑所产辽三彩胎质较硬，呈褐米色，少数呈淡黄色，胎上施化妆土，再施彩釉。

从烧制工艺上看，冮官屯所产的辽三彩多数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部无釉，只有少数精品辽三彩挂釉至底足部，且釉色浓重，具玻璃样光亮色泽，堪与唐三彩媲美。

冮官屯辽三彩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器形主要有穿带壶、兔形壶、鸡冠壶、莲花式盘、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极富契丹民族风格。在冮官屯窑和其他窑的辽三彩中尚未发现蓝色，这是与唐三彩的最大不同。

之所以说辽三彩继承唐风，除了颜色以外，辽三彩与唐三彩的纹饰题材都是以花草、动物为主。只是与唐三彩丰富多样的纹饰相比，辽三彩以生活中常见的花草纹饰为主。莲花、芍药、牡丹等纹饰在唐三彩中罕见，辽三彩多用莲花、芍药为纹饰，也印证了宋人姜夔《契丹歌》中描述辽国大地的风貌：“春来草色一万里，牡丹芍药相映红。”可见这些植物在辽国十分常见，所以辽三彩的这些纹饰是契丹人对自己生活居住环境的反映，真实呈现了千年前辽国的生活场景。

辽三彩比唐三彩更具生活实用性

中国烧制陶瓷器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陶瓷器可分为陶器、釉陶器、瓷器三个不同的品种。陶器是用陶土烧制的，没有釉。釉陶器也是陶土烧制，但外面有釉。瓷器是用瓷土（高岭土）烧制的，烧制后胎体洁白、坚硬、不透水，外面有釉。

“在釉陶中，唐三彩和辽三彩著名。辽三彩从色彩上看没有唐三彩盈润，但辽三彩是承袭唐三彩烧造技术发展而来，”朝阳博物馆研究馆员周亚利说。

据介绍，中国釉陶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出现。西汉武帝时出现铅釉陶，以黏土作胎，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助熔剂，主要呈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呈现翠绿色，铁呈现黄褐色。铅釉陶在东汉时期极为盛行。唐代，釉陶器烧制出现了高峰，以绿、白、蓝为基本色彩的唐三彩独树一帜，丰富了我国古代陶瓷的艺术宝库。但这时期的釉陶器基本上都是作为冥器（即专用于陪葬的器皿）使用。

据介绍，从出土情况看，除少数陪葬用的冥器外，辽三彩器物多为日常生活器皿。器型主要有各式方碟、圆碟、海棠花式长盘、高座盘、套盒、砚台、注壶、埙等。另有少量的陈设用器，常见有三彩塔、佛像、各种动物型器物等。

以实用器为主的辽三彩在辽国工匠的手中展现出的多是写实表意的风格。他们把牡丹、芍药、莲花、蝶、鱼等通过刻、印、彩绘等多种手法在三彩器上表现出来，浑厚自然、灵动真实，富有生命力，极具观赏性。

辽三彩的烧造虽受唐三彩的直接影响不及唐三彩精美，但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其以生活实用器为主的特点改变了汉唐以来釉陶器以冥器为主的局面，这是釉陶三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启了三彩文化的一个新时代，并由此对金、元以及后世的三彩烧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三彩替代金银器使用

契丹人墓葬中曾出土大量金银器，沈阳博物馆展出的一面纯金面具是其中的代表。据介绍，以金面具覆面随葬是辽代王族和后族主要人物的特权。辽代崇尚厚葬，但在辽代墓葬中发现最多的器物并不是金银器，而是辽三彩。

在考古发现中，人们发现辽三彩大部分出土于辽代墓葬中，特别是辽代中晚期的墓葬中辽三彩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一般出土于契丹族传统的聚居地，如辽上京道地区、辽中京道地区等。据了解，契丹人仰慕中原文化特别是丧葬文化，彻底放弃了契丹原有的葬俗，从原来的火葬改为土葬，并且事死如事生，崇尚厚葬。随着厚葬攀比之风日盛，辽朝不得不屡次诏令禁止。针对厚葬之风，辽圣宗曾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辽兴宗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由于不能随葬金银器而又为了满足所谓“冥世”的需求，转而寻找其他替代品。由于辽三彩生产工期较短、容易大量出产，于是辽三彩便作为一种随葬品开始大量使用，成为随葬器皿的首选。唐三彩在唐代也曾作为随葬品，辽三彩作为金银器的代替品随葬死者,也反映了契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效仿。

辽代瓷枕造型精美

与同时期的北宋相比，辽国所产的陶瓷器远不及宋瓷声名显赫，但在众多已发现的辽瓷中，辽代的瓷枕却因造型精美、工艺精湛而备受关注。

瓷枕出现于唐代，在唐代的文学作品《枕中记》中对瓷枕这样描述：枕头是中空的，两端为了防止破损穿了两个孔。唐代的瓷枕器型较小，多为方形；到了北宋时期，瓷枕渐渐变得越来越大，出现了如意头形及动物造型等器型。在北宋，瓷枕为士大夫们所喜爱，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瓷枕因质地凉爽被广泛使用，士大夫们还喜欢在瓷枕上题词作文。宋代瓷枕一般是长方形，枕面下方稍稍凹陷，枕面呈屋顶状，这种瓷枕样式在北宋时期十分流行。而在辽金，人们常常把陶枕做成老虎形状，寓意为辟邪。

辽宁省博物馆中就有两件这样的瓷枕。一件是辽代的卧虎瓷枕，造型栩栩如生，瓷胎粗红，布满铁彩纹，整体呈卧虎状，两耳内空。另一件是金代的三彩划花伏虎枕，为釉陶三彩器，枕呈腰圆形，枕面下凹，其上刻划牡丹一株，周围以绿叶相衬。枕面下雕有一只伏虎，圆眼粗眉，张口露齿，四肢蜷伏于身下，形象逼真。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考古学家认为，辽金时期的瓷枕少部分用于实际生活中，更多是作为随葬品使用。

这种区别可能与南北不同的生活习俗和自然环境有关。北方夏季气候凉爽，瓷枕并非人们的必须品，这种使用上的区别造成了瓷枕样式的不同。

辽金时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从唐文化中学会了制造瓷枕，却没有和唐、宋一样将其广泛用于生活中。他们在继承和学习唐、宋文化的过程中进行了创新，融入了自己的习俗特色，精美的虎形瓷枕因而成为辽瓷中一颗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