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 放/文   刘聪聪/摄

被评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朝阳牛河梁遗址，自1981年被发现以来备受考古学界和公众关注。近日，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修缮正式向公众开放，再次引发“牛河梁热”。记者专访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从不同角度认知牛河梁遗址的文化价值，进一步了解辽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古国”牛河梁  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

记者：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所涉及的文明、文明探源概念如何理解？

华玉冰：何谓“文明”？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人类创造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以及各类发明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说，“文明探源”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诸如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各种手工业的出现与专门化，城市的出现，各种制度与秩序的建立等。

最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认为：“文明”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由此可见，文明探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明社会的探源”，也就是国家起源的探索。

记者：将牛河梁定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华玉冰：“古国”是对中国早期国家的一种称谓。文献记载最早的“国”有地域范围，内含祭祀祖先的中心都邑，还有一些附属的专事农业或其他手工业的聚落，在社会服务中各职业相互补足。这种“国”起源于何时？先秦文献可追溯至夏朝初期。将“古国时代”出现的年代定为距今5800年，是文明探源的重大收获。将牛河梁定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体现了在中华范围内大凌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先进性与示范性，另一方面肯定了它已符合夏代以来的“国”之标准。

古国时代，被定性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以理解为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古国牛河梁”这一称谓概括了其文明发展程度，近乎于“文明社会”。

“圣都”牛河梁  遗址实用功能的探讨

记者：中国早期的“国”是含有“都”性质的中心大邑，牛河梁遗址具备这种属性。那么，有学者称其为“圣都”，缘何？

华玉冰：考古学家张光直最早提出：三代（夏商周）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有学者据此总结出了“圣都”的特点：它是祖先发迹的地方、王朝强盛的转折点、始终保持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因牛河梁更多见的是与祭祀相关的建筑，有学者认为它是当时人的“圣都”。

从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看，最初这里有多个聚落，现见的祭祀遗存形成年代较晚，也不是同时期一次性形成的。稍早仅见“敷石墓”，又称“筒形器圈墓”，许多地点都有发现；尔后有庙祠；最后有积石冢、灵台等。从各类建筑设施共存的格局看，庙祠在积石冢阶段仍然存在。

近年来一直发掘的“山台”遗址规模巨大，由9座台基构成，表明这里存在大型建筑群。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城址，或许即为高等级的更多体现宗教性质的建筑区。

记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址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哪些认识？

华玉冰：牛河梁遗址建筑群址西南部有庙祠，即通称的“女神庙”。出土大小不一的人体塑像，多坐姿，有女性也有男性，还有动物塑像，包括熊、鹰等。陶器有“塔”形器、熏炉器盖、钵形器等，均为专用祭器。这样看来，庙具有“祠堂”的一部分功能。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山台、庙祠南部较远的各个小山梁上，从各冢墓葬布局与形态看，虽有“一人独尊”的意味，也有“族墓地”的性质，更具有以身“敬天”的属性。

牛河梁遗址所谓的“坛”以第二地点发现者最具代表性——正圆形，以立置的柱状石砌出内外三层坛界，由外向内层层高起，类似“圜丘”。圜丘，在《周礼》中有记载，是帝王祭天的地方。有学者据祭坛三层圆非等距，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推定其为观测天文之所，从这个功能来说称“灵台”更为合适。牛河梁灵台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较多的天文知识，是科学的萌芽阶段，目的是掌握农时，也是后世历代政权都放在首位做的一件大事。

对上述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址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得出诸多认识，如：这应该是包含诸多氏族部落的共有祭祀中心，当时应该存在独立的政治实体等。以“圣都”概言之，表明它是红山先民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从其反映的世界观看，对自然的敬畏占有很大成分，将个人与祖先融入其中。客观上，通过“絜诚以祭祀”“敬授民时”等，构建起了类似后世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雏形。

“帝虚”牛河梁  中华文明起源的直根系

记者：牛河梁也被称为“帝虚”，如何诠释其内涵？

华玉冰：这种观点源于个人的思考，由“帝墟”引申而来。牛河梁第一地点所在地势较高，这种地形称为“虚”（虚的本义即“大土山”），意为将高等级建筑置于高地。“帝”的本义与先民的祭祀崇拜有关，甲骨卜辞作为名词的“帝”指“祖先”。将牛河梁遗址的价值定位为“帝虚”，除上述理由外，还因是帝王生活与下葬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结合古史传说将牛河梁遗产更有效地展示出来、传承下去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确定的“王朝时代”已经进入夏纪年，而“古国时代”大体相当于“三皇五帝”时代。牛河梁作为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具有祖先形象与相关物证，是名副其实的“帝墟”，自然应成为中华民族寻根祭祖之地。与之相关，对牛河梁的展示应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内容与建设目标。

记者：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角度，牛河梁具有怎样的价值？

华玉冰：牛河梁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首先应明确其在中华文明中的直根系地位。考古学家苏秉崎认为：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西辽河及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一个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与扩展，终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在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也是“华人”“龙的传人”的由来。同时，坛、庙、冢的组合形式一直为历代所继承。

牛河梁应展现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借鉴作用。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都存在以敬奉天神和各种自然神为主的神权政治阶段。如：西亚两河流域较早时期以神庙为中心修建城邑，中美洲“古典期”都邑文明也是围绕宗教礼仪中心修建城邑，玛雅文明圈金字塔、神庙、宫殿组成的祭祀建筑群体占据着都市中心位置等。与上述文明特征比较，牛河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且年代较早。

因此，要加强保护、深入研究，将牛河梁遗产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中进行系统阐述并宣介，以便传承其优秀的人类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