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芳

2009年，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一曼生在四川宜宾，牺牲在黑龙江珠河（今尚志市）。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称其为“万民永忆女先锋”。哈尔滨市为了纪念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

1932年2月，李坤泰（即赵一曼）以《申报》记者身份从上海来到沈阳做地下工作，并首次开始使用赵一曼这个名字。

赵一曼来沈阳后住在北市场的浩然里胡同，赵一曼之所以被安排在北市场居住，是因为中共满洲省委设在北市场的福安里。北市场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齐名，这些革命者的外省口音在这里才合情合理，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等先后担任省委书记，赵一曼与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都是满洲省委的重要成员。中共满洲省委青砖、黑瓦、火炕的老房子，在时光中保留了下来，经修缮建成红色旅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中有一件珍贵文物——赵一曼用过的毛毯。

当年，中共满洲省委往南是大安烟厂（今沈阳卷烟厂），往西是奉天纺织厂，往北是沈阳老北站，方便革命者来去。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满洲省办事处，赵一曼任满洲省总工会秘书和组织部部长。赵一曼除了指导沈阳工人抗日外，还负责了解满洲特科的情况和传达中央特科指示。满洲特科受中央特科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在东北侵略阴谋活动的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救同志。赵一曼的公开身份是《申报》记者。

1932年2月，大安烟厂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孙星五在浩然里的一处住宅中见到中央派来的两位同志。接头人介绍：“她叫赵一曼，今后你就在她的领导下工作。”同来的另一人化名“老曹”，真名黄维新，与赵一曼假扮夫妻来沈阳工作。

赵一曼对孙星五说：“我得到烟厂车间看看工人是怎么做工的。”于是，孙星五以工会负责人身份，把《申报》记者赵一曼要来烟厂采访的消息转告给厂方。厂方很重视，特派主管行政的副厂长接待赵一曼，陪同参观车间、工人饭堂。副厂长非常小心，恭恭敬敬地对赵一曼的提问进行回答，很怕《申报》曝光烟厂的坏事。

次日，孙星五来到浩然里见赵一曼，赵一曼说：“我一进烟厂车间，烟味呛得我呼吸很困难，眼睛流泪，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怎么能不得病呢？咱们从这个恶劣环境下手，争取改善工人的做工条件。”当晚，孙星五立刻到家属宿舍串联。随后，党支部和工会研究了一个合理办法：工人以哮喘病为由请假去看病，都说胸闷、呼吸困难做不了工。3月下旬开始，卷烟包装车间请假看病的工人日渐增多，致使卷烟工和包装工严重缺员，烟厂损失很大，厂方赶忙请来工会调解。孙星五代表工人提出改善生产条件的要求，并说赵一曼要写报道，厂方也害怕《申报》曝光，因此决定在车间安装大型排风装置，工人每天补助1角钱保健费，夜班发1张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

4月中旬，孙星五陪同赵一曼到抚顺煤矿采访。赵一曼持有《申报》记者证，煤矿很配合，让赵一曼看到了矿工恶劣的开采环境和非人的待遇。赵一曼立刻联络工人代表，召集抚顺反日会积极分子等十几人开会，向大家宣讲日寇侵华的罪行和全国的抗日形势，提出煤矿工人如何开展抗日斗争、如何同炭矿当局进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辽东义勇军缺少军火，赵一曼叫他们在铁路上抢夺日军从丹东下船运往沈阳的军火。辽东义勇军扒掉100多米铁轨，埋伏在附近，最终炸翻日本军列，消灭了几十个日本兵，夺下大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不久，赵一曼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让她赴哈尔滨接受新的工作。孙星五记录了送别情景：“五一”前，奉天特委派一辆马车来送赵一曼去火车站。当时烟厂女工友给赵一曼织了一条围脖和一副手套，说北满很冷，留给她御寒。赵一曼含着泪说：“奉天的工人真是太好了，我会永远记住。”

带领赵一曼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她的大姐夫郑佑之（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1924年他介绍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字淑宁，从四川宜宾白花镇的一个富绅家庭走出来。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今宜宾第二中学）。读书时，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宜宾特别支部成立时，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此后，赵一曼东下武汉投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黄埔女四杰”之一。黄埔军校毕业后她又北上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成为杰出的特科人员，其间与同学陈达邦在1928年结婚，次年生下儿子陈掖贤，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做特科工作。1932年，李坤泰受党的委派，以《申报》记者身份从上海来到东北，幼子留在陈达邦哥哥家寄养，开始使用赵一曼的名字开展工作。

人们对赵一曼的了解，大多来自1950年上映的电影《赵一曼》。电影中并没有交代赵一曼的身世，而是着重讲述她在黑龙江哈尔滨、珠河领导抗日联军和当地农民抗击日寇直至牺牲的过程。

不是电影不交代她的出身，而是赵一曼的特科人员身份，让她对自己身世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人们都不知情。电影的最后：一群手持武器的日军，竟然无法让一个手无寸铁的个体生命屈服。赵一曼在生命被日军剥夺的最后关头，毅然写下了悲壮感人的诗句：“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似红花。”在人间的最后一刻，一个日军军官期望她在死亡面前有所改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但她临终交出的那封信没有写地址，也没有写名字。

在东北工作的四年，赵一曼的家人没有收到她只言片语。在电影上映后，已在北京工作的假扮赵一曼丈夫的“老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赵一曼，碰到了赵一曼的姐姐也在四处寻找她的妹妹李坤泰。“老曹”拿到了赵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赵一曼。但是，时间已过十几年，他为了稳妥，又带着照片到哈尔滨找赵一曼的同事，甚至在山西的监狱里找到了当初毒打赵一曼的日本战俘，确认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1957年，电影公映7年后，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才知道他们日夜牵挂的亲人就是电影里的抗日英雄赵一曼。这时候，赵一曼已经去世21年。

本文选自《辽宁文史》2024年第2期